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這絕對是值得銘記的日子。因為教師虐待兒童將受到刑法的懲處。
《刑法修正案(九)》規定，“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將原刑法中界定虐待罪的主體是家庭成員擴展為“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
修正案還強化了幼兒園、學校等教育機構的職責，“針對單位犯罪的，不僅要判處罰金，而且要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
這一修正和完善的內容彰顯了法律的威懾力，體現了立法的與時俱進。隨著社會快節奏地發展以及人口的巨大流動，許多家庭往往將照顧孩子的任務交給祖輩、幼師以及保姆等護理人員。這些人員即是《刑法修正案》中界定的“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滿足了虐待罪的主體構成要件，一旦實施相應的虐待行為，情節惡劣的就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此次針對虐待罪的修改，彌補了以前刑事立法的漏洞。《刑法修正案》之前，受害人及其監護人如何尋求法律救濟，主要根據受害程度、責任主體尋求不同的法律保護。例如，《刑法》中就有虐待罪，但當時《刑法》規定的虐待罪，是指“發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之間的，以打罵、捆綁、凍餓、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給治病或強迫過度勞動等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從這一界定，我們遺憾地看到，非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行為并不符合虐待罪的構成要件，幼師虐童等行為就不能以虐待罪進行問責。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發生在幼兒園內的虐童事件為何屢屢曝光，黑惡之手卻未被斬斷。我報也多次報道相關話題以及法律援助途徑，如山西幼兒教師10分鐘內狂扇一女童70多個耳光；浙江溫嶺幼師揪住一幼童耳朵向上提，使其雙腳離地近20厘米；河北三河幼師用針扎幼童……然而，面對這些暴力事件，我們除了憤怒，卻無法阻止再發。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受害者達到輕度傷害以上，才可以援引《刑法》故意傷害罪。如果沒有造成輕傷以上的傷害等級或雖達到等級卻屬輕微傷，則不能以故意傷害罪論處。
此外，《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適合虐童案的是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的：“毆打他人的，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
人們普遍知道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遺棄未成年人，禁止溺嬰和其他殘害嬰兒的行為，不得歧視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殘疾的未成年人。”然而，針對虐童案件而言，《未成年人保護法》由于缺失對責任主體的規定，沒有明確誰是責任主體，原則性、政策性大于實用性，且沒有配套的監護體系和操作細則，使得該法在司法實踐中缺少操作性而缺乏實效。
溫嶺事件，就是一個很直觀的例子，施暴人顏某最后僅以尋釁滋事罪定罪，在被拘役15天后被警方釋放。這讓社會輿論難以平復。
此次針對虐待罪的修正，彌補了以前刑事立法的漏洞。遏制幼兒教師虐童事件，立法明確責任主體、保護主體、完善保護制度是根本，如何通過法律執行、適用、監督等手段切實使保護兒童的法律落到實處是關鍵。對于幼兒教師和教育機構而言，嚴格貫徹《刑法修正案(九)》精神，并推進幼兒園管理的規定和監督體系的完善，是避免虐童再發的真正實踐。
伴隨《刑法修正案(九)》的實施，必將給那些不良幼師及不規范的幼教機構以法律震懾。膽敢以身試法，挑戰刑法尊嚴的教師，不妨來試!然而我們更希望，法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只是懸于幼兒園的上空，真正遏制住虐童之手的，還是教師自身的兒童觀與教育觀。正如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曉東所言：如果他們認為“兒童是賤的，那么必會約束他，強制他，懲罰他，以使他改邪歸正。”如果他們是珍視兒童的，必將全身心投入于熱愛孩子促進其健康成長快樂發展的事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