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搶、發紅包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據相關部門統計，2016年春節期間，全國參與搶紅包的達到4億2千萬人。就是說，全國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強的人參與了發紅包搶紅包的活動，紅包數字也達到了天文數字80億個。如果將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十歲以下的兒童減去，差不多有50%的人參與了“發”和“搶”的活動。
作為法律人，經過思考和研究，對紅包過程涉及的法律問題歸納總結如下：
1、 是否涉及行賄受賄？
微信中的紅包活動，目前控制在每個紅包不超過200元人民幣，但對紅包的個數和連續發放的次數則沒有限制。如果在一個由干部組成的“群”中（假定群中有十個人），官小的向官大的發紅包，每次每個紅包200元，總共發50次，50次下來了，每個人搶得的紅包理論上可達到10000元。雖然是娛樂活動，但由于是上下級關系，下級給上級發紅包可能有個人目的，存在“權錢交易”的可能。則，收受10000元就可能構成受賄罪，而發紅包的“小干部”，由于50次（每次2000元）總共發出了十萬元，也可能構成行賄罪的。因此，純屬娛樂活動、金額較少、沒有利害關系和其他目的的“紅包活動”無可厚非，但數額大了，又可能存在“權錢交易”的，就可能觸犯刑法。尤其是“定向紅包”，更可能存在權錢交易的目的。
2、 是否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搶紅包者的目的是娛樂，也有獲利的動機。有些“搶手”上班后標榜自己春節期間收獲如何之大，多的有千元，少的也有百元、數十元，當然有搶的，也有發的，搶得的也都可能發掉了。但也不排除有些“金蟾”們只進不出，將搶紅包變成“贏利”活動，這里就存在個人所得的問題了。據報道，深圳一名男士在大年除夕日收取紅包69478.31元，成為收紅包排行榜第一名。按照“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搶得的紅包應歸入個人“偶然所得”范圍，這一所得如果達到一定數額就應納稅，其所得稅率應是20%。因此，隨著紅包的越發盛行，稅務部門會關注這一塊“稅源”，或者說稅務部門如果與微信管理商相互配合，是會堵上這一稅收漏洞的。
3、 沉淀資金及利息歸誰所有？
按照現在的做法，搶紅包必須有銀行卡（必須是儲蓄卡而非信用卡）綁定才能取錢發包或者存入卡中。如果沒有綁定銀行卡，只能搶，搶到后暫存在微信支付機構，要想發紅包，只能用自己搶到的錢來發。就是說，綁定銀行卡的，可以從卡中拿錢發紅包，搶得的錢也可以存入卡中，沒有綁定銀行卡的，只能先搶一些錢存起來，然后根據搶得錢的多少決定發紅包的數額。
這里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沒有綁定銀行卡的，搶得的錢暫存在微信保管機構，這些錢無法取出來，只能用于發紅包，如果長期不發或者忘記了該款的存在，這錢及其利息屬于誰？二是綁定銀行卡的，如果沒有及時將搶得的錢存入卡中，這錢依然是保管機構賬戶里，這筆錢的本金和利息歸誰所有？如果想轉入自己的銀行卡中也不是立即存入的，入賬的周期可能有1-3天，這“途中”的利息歸誰所有？對這些問題，很多法律人士已有明確解釋，本人完全同意。
歸納起來講，沉淀在保管機構的錢的所有權屬于手機用戶的，保管機構應當在一定期限內提醒用戶并負責以一定方式返還，既不提醒也不返還的，是侵權行為（不當得利）。沉淀資金產生的利息以及“途中”產生的利息所有權也是手機用戶的，現在被保管機構非法占有，用戶有權要求其與本金一并返還。因此，有必要對這一現象制定相關法規，明確其所有權。同時從技術了層面進行設計，在沉淀資金達到一定時間即應自動三次提醒用戶取回或者消費，用戶既不取回也不使用的，作為“無主財產”收歸國家所有。
4、 發紅包只能綁定儲蓄卡而不能綁定信用卡嗎？
發紅包的微友們可能發現，只能綁定儲蓄卡才能進行紅包存取，信用卡無法綁定。許多微友們對這一做法不以為然，認為信用卡的錢是自己的，怎么使用是個人的事，國家和微信管理機構無權干涉，即使透支了，只要按時償還就行，何必人為設定障礙呢。許多人為了發紅包還得另辦一張儲蓄卡，極不情愿。對這一問題我是這樣看的：首先，信用卡是不能提現的，只能用于實體消費，如果允許信用卡綁定支付寶，再用于發紅包，等于認可了通過發紅包的方式提現。很多利用信用卡到POS機套現，提供套現服務（超過100萬元以上）并收取手續費的都構成“非法經營罪”；其次，信用卡是可以透支的，用透支來提現發紅包同樣是禁止的。因此，相關微信管理機構也是研究了法律才作出相關禁止的。
紅包活動涉及的法律問題還有很多，如：搶紅包是否構成賭博行為？綁定銀行卡后信息泄露誰之責？只進不出者的行為性質？搶走“定向紅包”的行為性質認定等，有賴于學界人士深入研究，得出正確的答案。
搶紅包活動從2014年流行以來，一直為民眾追捧，全國幾乎陷入了“紅包海洋”，說明這一事物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和合理性。這是新生事物，涉及的法律問題需要專家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待理論上成熟后再制定相關規定對這一新生事物進行管理。只有未雨綢繆的前期研究，才能在后期的規制管理中游刃有余，這是所有制度出臺前必經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