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有關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依據憲法法律規定，結合司法工作實際，制定本意見，全文共21條。
意見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證據裁判要求，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偵查機關偵查終結，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都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據法制網10月10日報道，多位法學專家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積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能在優化刑事司法職權配置、完善刑事訴訟程序、落實證據裁判原則、轉變刑事庭審方式、發揮辯護實質作用等方面實現全方位提升，為司法工作指明了方向，對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告別“偵查中心主義”
過去，我國刑事訴訟實踐“以偵查為中心”，造成庭審過分依賴偵查卷宗筆錄等書面材料，庭審流于形式，使得刑事訴訟通過法庭審理發現事實真相和保障人權的價值大打折扣，既不利于有效追究犯罪，也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以偵查為中心，導致有罪推定的思維定勢貫穿訴訟始終，在證明標準上打折扣、降要求，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等問題，出現了‘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奇特現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直言不諱。他說，在此背景下，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十分必要，意義重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同樣認為，以偵查為中心，有罪推定傾向便自始至終貫穿于刑事訴訟全程，出現冤錯案件也就不足為奇了。為此，意見將遏制偵查權的目標置于關鍵的位階之上。
他分析說，意見以證據裁判原則為導引，對偵查機關的行為模式做出了全方位限定。不僅直接要求偵查主體全面、客觀、及時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堅持遵循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的程序法治理念;而且力圖通過一系列機制創新手段，確保偵查權的規范化行使。其中，證據收集指引、重大案件偵查手段實施錄音錄像、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等舉措的提出，為破除“偵查中心主義”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微觀方案。
“意見高度重視通過檢察權對偵查權的濫用進行制約、監督。憑借補充偵查制度以及不起訴制度的完善與激活，偵訴之間的異化關系或得以扭轉。檢察機關將成為偵查業績的評斷者，而不必為后者的追訴傾向所綁架。”李奮飛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魏曉娜說，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推進，必然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對偵查、起訴工作提出更高、更為嚴格的要求。意見對此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制度”，豐富和發展了偵查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制度和程序。
意見提出，審判階段要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對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起訴階段，對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后，證據仍然不足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偵查階段，要全面客觀及時地收集各種證據，盡可能查明案件事實真相。
“疑罪從無是現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則，對保障司法人權、防范冤假錯案具有積極作用，必須嚴格落實。”卞建林評價說。
庭審實質化價值凸顯
推進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
“庭審實質化，就是要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確保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上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庭審的方式認定案件事實，并在此基礎上決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即‘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卞建林說。
對此，意見作出了一系列指引，包括“規范法庭調查程序，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完善對證人、鑒定人的法庭質證規則”，“完善法庭辯論規則，確保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完善當庭宣判制度，確保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嚴格依法裁判”等。
李奮飛說，意見在庭審實質化的建構層面，所著筆墨甚多，從完善庭前會議到規范法庭調查程序，從健全質證規則到保障法庭辯論機制，再從強化當庭宣判到嚴格依法裁判，一幅由控辯審共同構成的等腰三角“圖景”已經躍然成型，反映著庭審實質化的中心旨趣。
“這就好比競賽中‘跨欄’的高度不斷提升，運動員在加速跑的過程中需要克服的難題也越來越多，一旦跌倒就會退出比賽。作為最高‘跨欄’的審判環節，仰賴庭審這一極其復雜且有效的事實甄別機制能夠發揮實質功能。”李奮飛打比方說。
在魏曉娜看來，實現庭審實質化的關鍵在于落實被告人的有效辯護權。對質權是實現被告人有效辯護的必要環節之一，而質證權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關鍵證人能否出庭作證。
針對證人出庭率低這一刑事訴訟長期存在的“痼疾”，意見首先明確了刑訴法規定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情形，接著提出具體舉措以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包括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建立證人、鑒定人等作證補助專項經費劃撥機制，完善強制證人到庭制度。
“落實被告人的辯護權，還需要有大量法庭之外的制度作為保障。”魏曉娜說。為此，意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公檢法等機關有義務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等。
公檢法三方共同參與
“中外錯案研究表明，偵查活動犯下的錯誤，根本無法通過法庭審理活動來予以彌補;而諸多的刑事錯案的根源，恰恰植根于錯誤的偵查實踐或證據偏失。鑒于此，大力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絕不是法院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公檢法三方的積極參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宏耀說。
意見規定，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應當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標準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認定證據，依法作出裁判。審前活動應當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適應各類案件特點的證據收集指引。 “換句話說，樹立庭審意識、確立證據裁判的觀念，不是通過法院的事后倒逼機制，而是通過‘符合裁判要求的證據收集指引’主動引導偵查人員、檢察人員逐步樹立。”吳宏耀解釋說。
同時，意見強調法官在定罪科刑方面的唯一性和權威性——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卞建林分析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無罪，不是由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決定，而是由人民法院審判決定，靠證據說了算。偵查、起訴階段要向審判階段看齊，適用統一的法定證明標準。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這意味著，在審前活動中，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去發現證據、收集、固定保全證據;在法庭審理階段，隨著控辯雙方參與程度的不斷加強，法庭審理的時間也必然會拉長。
“因此，必須強化刑事訴訟制度的案件分流作用，以便及時調控進入正式庭審的案件數量，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配置到重大的、需要以開庭審理方式裁判的刑事案件上。”吳宏耀說。而意見對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作出了詳細規定。
“意見昭示著一種新的希望，標志著中國刑事訴訟模式的理性轉型已然拉開帷幕。”李奮飛說。
(原標題 五部門聯合發文：防止刑訊逼供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